1月11日，中国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肖远企在其近期重点监管工作通报会上透露了今年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最新意向。他说，今年将研究新的开放措施，使开放范围更广、力度更大一些。特别要让一些有专业性的外资机构进入市场，让在某一个专业领域合规经营意识比较强烈的外资机构来补充金融体系的一些不足，促进相互之间的共同成长。
不久前，资深保险专家、原中国人保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和在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曾如是解读过新一轮保险业对外开放的内涵：“对我国保险业而言，对外开放不是新话题，但时代赋予其新内涵、新意义和新实践。新内涵是更加全面、深入和深刻的对外开放;新意义是推动我国保险业全面深化改革;新实践是内外资保险企业形成一种协同创新的局面，共同推动我国保险业的转型升级和持续健康发展。”
而11日通报会上传出的消息无疑佐证了这一解读。肖远企说，今年主要是把去年推出的一些对外开放的措施落地。而且不光是保险公司，还有更多的外资银行和其他专业公司，比如资产管理公司进来。开放也不光是让外资来设分支机构，设立子公司，有的可能是带来资金做投资、做股权、做股东，有的带来的是技术、专业。“我们希望进一步扩大开放之门，包括开放的方式和外资进入后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肖远企说。
加快开放与加快进入
种种迹象表明， 2019年保险开放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已成定势。一是按新一轮开放时间表：早在2017年11月，我国就宣布将通过3年和5年过渡期，逐步放开外资人身险公司外方股东持股比例限制，进一步加大保险业对外开放力度;2018年4月，又宣布几个月内即将持股比例放宽至51%，三年后即不再做限制。此外，还将在几个月内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与中资机构一致;2018年年底前，全面取消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前需开设2年代表处要求。如此计算，2019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段。
外资心里，当然也计算得非常清楚。早在去年5月前后，外资保险就集中火力抢滩了一回上海自贸区。据上海市金融办负责人介绍，4月27日，中国银保监会明确外资保险经纪机构可按放开后的业务范围，到所在地保监局申请办理业务许可证变更后，英国韦莱集团控股的韦莱保险经纪公司，即获得上海保监局对其变更经营范围申请的审核批准，由此成为全国首家获准扩展经营范围的外资保险经纪机构;5月2日，中国银保监会批复同意工银安盛人寿公司发起筹建工银安盛资产管理公司，这是我国扩大保险业对外开放后获批的第一家合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5月4日，香港富卫人寿保险(百慕大)公司等向中国银保监会提交了筹建富卫人寿保险公司的申请材料，准备在上海成立的富卫人寿保险公司为合资寿险公司;11月26日，法国安盛集团正式签署协议收购安盛天平剩余的50%股权，如果达成交易，法国安盛集团将全资控股安盛天平。而已获准筹建的安联(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也预计将2019年正式成立。
而且外资保险的步伐远不止于此。据记者了解，还有多家外资保险公司及外资再保险公司计划在上海设立子公司，更有外资保险筹划搬迁亚太总部至上海。
其实现在有外资股东的保险公司都有跃跃欲试的冲动。10日，在银保监会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合资保险公司中航安盟保险副总经理阮江有感而发，他说：“去年以来保险业的进一步扩大开放，对于合资保险公司来说是重大利好。中航安盟保险是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获准在中国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外资公司，这得益于此前中国在金融业、保险业的对外开放。当前扩大保险业对外开放增强了外资股东方对中国保险业投入的信心，下一步，我们的股东也会持续加大在中国的投入。”
而对于2019年的开放节奏，银保监会也早有明确说法：下一步，将在持续提升风险防范水平和监管能力的基础上稳步加大对外开放，开启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新篇章。
熟悉的对手与升级的市场
随着我国保险业新一轮对外开放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一个现实的格局是，保险业的大门会进一步敞开，更多对手的进入将围绕市场竞争的方方面面给中资公司进行压力加码。
“与外资同台技艺早在2001入关时就开启了，这一轮的开放也没什么可值得惊讶的，中国保险业已经习惯了在开放中生存，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一位中国人寿的资深人士这样对记者说。
翻一翻中国保险业对外开放的大事记，立刻会感同身受上述人士的说法。资料显示，我国保险业对外开放历程早在1980就开始了。2001年，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保险业比其他金融行业提前2年全面对外开放。到2004年底，已有14个国家和地区的37家保险公司进入我国保险市场。2012年，交强险业务对外资非寿险公司开放，这意味着中国保险业在更高领域和更深层次参与国际保险市场的竞争与合作，中国保险业基本实现了全面对外开放。去年，我国保险业对外开放更是实现了新突破。
“进一步开放肯定是双赢。对中国来说，保险业的发展速度会进一步加快。应该说，2001年入世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很不成熟的保险市场，那时，要在这个市场上竞争，除了技术，还要靠胆量。外资技术不错，但胆量就难说了。现在中国保险市场更加成熟，拚技术的比重更重了。这可能到了中资和外资硬撞硬的时候了，当然这个过程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北京工商大学保险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绪瑾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明显的事实是，虽然这场较量早就拉开了序幕，譬如对德国安联保险集团这类对手，中资险企是再熟悉不过了。但随着保险市场的快速发展，中外险资的竞争将在更高更深的层面上展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一轮开放对中资险企来说，了意味着一种新的开始和新的挑战。据外资的研究表明，中国将继续引领全球保险市场的增长，在未来的十年，中国的保费规模将每年增长14%。那么，未来的市场的竞争空间将相当大。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共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保险公司在我国设立了57家外资保险公司，下设各级分支机构1800多家，世界500强中的外国保险公司均已进入中国市场。在北京、上海、深圳、广东外资保险公司相对集中的区域保险市场上，外资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分别为14.65%、15.22%、8.91%和10.46%。随着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这个数字无疑还会快速上升。
王绪瑾认为，未来哪个公司发展更快，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技术，包括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谁运用得好谁就更有胜算。另外，保险服务化程度则是一个最重要的判断指标。
对于保险科技的钥匙，中资企业是否都能熟练把控了呢?
开放的风险与利益和监管
众多专家认为，新一轮开放对中国保险的影响大约会在五个方面，一是保费快速增加;二是竞争加剧;三是经营模式的转变;四是保险公司对人才的需求增加;五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教授、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特别提出，要正确认识对外开放问题，还需要厘清一些问题，比如对外开放是否会导致保费收入外流?是否必然带来风险的增加?
朱俊生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中国保险业过去取得的巨大进步，是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带来的，不是各种保护的结果。“事实上，保费收入是风险的对价，对应的是保险机构在风险事故发生时承担的赔偿或给付责任。只要存在市场竞争，定价基本合理，保费收入的多少就反映了其承担风险责任的大小。只有维护公正的市场法则，让各市场主体在竞争中定价公允，使费率充分反映风险的差异，才是国民的真正利益所在。”
至于开放可能带来外部风险这个问题，朱俊生的看法是，不能静态地看待开放所带来的外部风险和不确定性。开放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风险，但不开放不利于促进保险市场的竞争，不利于推动保险市场深层次的改革，风险其实更大。
“开放的节奏要和风险防范与监管的能力相适应。保险机制主要是通过时空分散风险，越来越多的外资保险公司参与承保，意味着可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分散与降低风险，保险业的开放并不必然带来风险的增加。特别是一些在全球很多市场经营的外资保险机构，某种程度上可以实现风险在全球范围内分散，可以增强经营的稳定性。”朱俊生最后说。